中青报:高校去行政化不是拿掉校长级别那般简

厦门大学教授刘海峰曾表示,“高校去行政化”实际上包括三层含义,一是减少行政对高校办学的干预和管理,比如教育主管部门减少一些行政审批项目,让大学更有自主权;二是高校内部要减少行政权力对教学的影响,行政、后勤部门要加强为教学科研服务的意识;三是去除高校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

依法规靠章程才能去行政化

学术;行政权力;教学;学者;北京大学;取消;领导;院长;制度;科研

大学作为教育学术机构,本无行政级别之分,可现有的级别架构使大学在制度体制上向行政机构异化。在高校,教学科研体系、行政管理体系和条件保障体系构成了大学的基本结构体系。大学教学科研体系的本质就是其学术性,是大学结构体系的核心和中心,由于现代大学组织结构越来越复杂,大学的结构体系也就越来越体现出科层化的特点。

在这个维度,比较有意义也比较困难的改革,是行政部门及学校领导的去行政化改革。院长、系主任的权力基础不仅来自其职务,更多的是来自其专业学术地位。但学校领导和各个行政部门的首脑,其权力基础主要来自职位。虽然很多校长、副校长、教务长也是教授,也是专业人员。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依靠职务获得权力和相应待遇的。一些985大学的校长是副部级,其待遇远远高于其他教授和研究员。

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院系的行政领导并没有因为行政级别获得太多的利益,取消他们的行政级别相对容易。与之相对,推动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的分离才是难啃的硬骨头。长期以来,行政权力常常“越位”干预学术权力,成为教学科研评价体系的制定者和评判者,被人们诟病最多。让行政部门更理解学者的教学科研工作,更尊重教育规律、学术规律,还需要制度的保障。

观察高校教师的职业发展路径,很多教师希望先谋得一官半职,最起码是副处级干部,然后再谋求学术上的发展。因为体制是座金字塔,爬到塔尖就有享不尽的福,这导致等级观念增强,贫富差距扩大。位置高的不仅待遇高,很多资源好处都往高处汇集。而层次低一点、没有占有一定行政资源的学校,申请项目资金就非常难。

当下许多人怀念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在那种极端艰难的条件下,西南联大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了很多杰出人才,可谓群星灿烂,大师辈出,是中国教育史上不可多见的一刻。西南联大所以为后世景仰,从管理体制来看,一个因素被认为是教授治校。教授治校也就意味学校没有行政级别,学校行政领导的职责是为教学服务。

曾经担任北京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平原指出,作为一个普通教授,他可以对上级部门的决策直截了当地提出批评,但作为系领导,有些话只能绕着弯子或换另一种方式说。高校“行政化”甚至“官僚化”的倾向,对高校教师从事教学科研的积极性已经产生了消极影响,无疑也成为制约高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湖北大学教务处处长邵士权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讲,大学去行政化的最终目的和目标是合理区分和摆正政府和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大学学术权力的关系,让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各有合理和正当归属,从而实现大学向教育学术机构的还原和回归。“‘大学自治’和‘学术自由’这一久远的大学理想应该仍然是当今大学的共同理想和大学的灵魂。”邵士权分析说,要实现大学自治,其首要前提就是依法约束大学外部行政权力对大学的侵入,大学依法自主办学,确保大学的独立性,同时加强大学内部的自律。

与此同时,高校也应当为其内部各个学术共同体的管理者即院长们创造更加宽松的环境。对于学术性的职位、岗位,必须按照教育规律和科研规律来合理设计,不宜简单比照科层体制里中层干部的任期安排与考核方式。按照×年一聘期×届一轮岗的套路,对院长们执行升迁流转的“一刀切”行政命令,显然是不太合理的,这却是许多高校在各种巡视整改过程中收到最多的反馈意见。

近日,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向媒体表示,北大的综合改革正稳步推进,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这被视为高校去行政化的破冰之举。

大学行政化和去行政化的讨论由来已久,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背景下,老话题该如何迎接新挑战?

我相信,很多校长老师是支持这种改革的,但是在利益不受损害的前提下。在与之相关联的福利、薪酬待遇等调整没有到位前,恐怕不会有太多人支持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去行政化,高校无法先行。因为要修改这个体系,需要对整个社会治理体系进行系统修改,全局不动,只动枝节,几无可能。这些年来高校去行政化,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最后不了了之,原因也在这里。相比高校,国企的去行政化改革似乎要容易得多,但多年下来,也几乎没有太大进展。

大学作为一个学术共同体,其管理运行理应尊重教育的规律和学术的规律。然而,在当下的高校制度设计下,往往采用行政管理的手段来处理学术事务。无论是教学效果评价、科研项目评审还是职称评定,都可以看到行政权力干预的影子。高校各院系的院长、系主任的遴选也是如此。院长、系主任在被行政任命的同时,还会被赋予一定的行政级别,这就意味着他们的角色不仅是该专业的学术召集人,而且也成为了“领导干部”——这个行政体系中的一个层级。

很多高校教师最怕行政楼有指示,而且毫无商量余地。

从官僚秩序和专业秩序两者博弈的角度来说,专业秩序是一个内敛的秩序,官僚秩序则是一个具有内在膨胀力、外在扩张力的秩序。所以,控制管理资源的官僚秩序往往会控制专业秩序,其结果就是行政独大。这严重地扭曲了高校的专业秩序,其表现是很多优秀教师都去追逐行政级别,不再把专业放在第一位。在学校里成功的标志不是具有很高的教学和研究的水准,而是能否谋得一官半职。

当然,高校去行政化是一个系统工程,如果院系行政领导没有行政级别,而校级领导依然保留行政级别,身处各院系的学者晋升校级领导甚至校外其他岗位负责人的通道能否畅通对接?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可见,从国家层面来说,整体取消学校的行政级别将是未来发展的大趋势。

取消行政级别是表象,改革资源配置才是关键

大学行政管理的内涵决定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只有当大学行政管理服务于教学与科研,服务于广大师生,大学的人才培养才能得到科学发展。只有当教授的教学和科研成果被尊重,人才培养方案和计划被认可,学生的基本权利——学习权利才能被关注和保障,人才培养质量才能提升,行政管理也才能真正发挥应有的职能和作用。

其实,对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的知名学者来说,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学术资源、学术影响,因为担心过多的行政事务占用自己科研、教学工作的时间,明确拒绝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已有不少。那些选择担任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大多是出于对学科建设的责任感、使命感,并非为了利用手中的权力左右学术资源的分配,争取一个行政级别。取消了行政级别,他们可以更自由地开展学术活动。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如何建立合理的选聘制度,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教学水平,是制度设计者更应该重视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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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认为,取消大学的行政级别后,让政府和高校之间保持距离,能增强高校的办学自主权,让高校学术地位受到尊重。只讲从政府拿钱的权利,又要与主办者保持距离,这算什么逻辑?只要大学的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大学校长就只能是委任制;只要大学校长采用委任制,大学校长就自然有委任机构的相应级别。

其实,对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一些高校的知名学者来说,他们已经拥有足够的学术资源、学术影响,因为担心过多的行政事务占用自己科研、教学工作的时间,明确拒绝担任行政职务的学者已有不少。在取消行政级别之后,如何建立合理的选聘制度,让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进一步强化学科建设和教学水平,是制度设计者更应该重视的问题。长期以来,行政权力常常“越位”干预学术权力,成为教学科研评价体系的制定者和评判者,被人们诟病最多。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随着国家事业单位分类改革推进,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克服行政化倾向,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

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的弊端

大学的去行政化并不是要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应该去掉学术权力按照行政权力的逻辑来运行的管理模式,去掉给教学和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的相应行政级别,去掉行政机构对学术事项的决定权,去掉掌握学术权力者也套用官僚作风的行权方式。其实,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有两种不同的结构模式。行政权力是金字塔结构,每上一级台阶都会增加权力范围;学术权力则不同,研究越深入细节,越有发言权。所以,应该去掉行政管理对教师授课、学生培养和学术研究的非科学性制约。

专家指出,目前包括高校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需要“国家通盘去考虑”,而且要改变现有的社会评价体系。熊丙奇认为,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要完善相应的社会保障机制,出台具体改革方案和机制,方案本身要有可持续性,有专门的改革机构来协调各方面利益”。同时,建立高校职员制度,“高校的行政岗位将变成职业化的岗位,不能再按照官场体系来运作,由围着领导转变成围着学生转,靠服务来支撑”。

从这个角度说,北大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的试水,是对院长们的一种解放和解脱。行政的归行政,学术的归学术,各得其所,相互补充,这是一个值得期待的开端。

“此前尽管没有明确表示不招省内学生,但实际操作中已经执行了此项规定。”严家宽说,2009年为了减少“关系户”做“无用功”,直接选用了“张榜告示”这一“礼貌”做法,可见曾深受行政权力干预。

历史上,给大学校长确定行政级别是为了解决教育处于弱势地位的问题,这在当时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有人认为,大学行政级别的存在,限制了学校独立行使自主权的空间,用行政规则管理学术,会让学校充斥衙门作风。那么,取消了行政级别就没有衙门作风了吗?任何社会组织都需要行政管理,管理学理论认为管理的有效幅度是7~8人,两千多万的在校学生、巨额的经费开支,不分管理层级的依据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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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要充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学术委员会首先要有符合《高等学校学术委员会规程》的人员组成和明确的议事规则,机构和程序规定是学术委员发挥作用的重要基础;第二是要有与行政权力交叉相配套的若干制度,对于行政权力干预学术权力的行为设计有效的约束机制;第三是学术委员会组成和规章制度要结合学校学科和文化特色。

去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要逐步取消学校等单位的行政级别,深化教育改革。

行政化和正常的行政管理只是度的把握问题,理想的大学行政管理既要保证大学的教学和学术权力的良性运转,又要监督和防范教学和学术权力的不当偏离。我们今天谈论的大学行政化,其实是大学的行政管理既有管理过度的问题,也有行政管理不作为的问题,如对资源分配和各种评价过度使用行政管理权限,学术权力参与得少,是今天反行政化的主要起因;对学生学习权利的行政管理不作为,导致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下降等。

任重道远需坚守,应有自我革命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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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现象值得注意,即媒体报道较多的某某大学校长主动不担任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甚至有校长退出校学术委员会者,以为这就是大学去行政化了。“去行政化不只是校领导级别取消,不是简单地‘改造’学校的行政楼,而是整个学校的行政权、学术权重新配置。”湖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曾吉分析说,去行政化制度设计的实质应该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实现教育资源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大学去行政化不能等同于去行政级别

在中部地区一所高校的文科院系,就因行政化色彩过浓出现了很多折腾人的事情。前任院长升任校领导后仍是该院的博导、教授,参与科研教学工作。该院一名副院长因与前任院长关系甚好,顺利接班。在这样的关系和架构下,院长依托自身的行政资源以及与校领导的人脉资源,将很多学术资源抓在两个人手上,以致被人称为“学霸”。过了几年,这名院长因年龄原因不能再担任院长这一行政职务,本应退休,但他以博导身份转到该校一个与自己所在院系关系密切的研究所担任所长,导致该院一直没有院长。最近,所长的任期也即将到期,学校才敢对外选聘院长。

为了使大学科学发展,国家已经出台了《高等教育法》,明确了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前几年,教育部组织了各大学制定大学章程,进一步规范大学的运行模式,使大学的发展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大学行政化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

北大在这方面可能先行一步。北大校长林建华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北大在人事改革方面,未来将尝试取消院系行政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进一步弱化行政级别,加强人员流动。取消行政级别以后,北大的院系行政领导会采用聘用方式上岗。

半个多月前,华中科技大学“一把手”换人,在教育界引起一番热议,原任校长李培根因年龄原因不再续任。在离别发言中,李培根直陈“遗憾”——在这个校园里还是多了一些官气,少了一些学气。

去行政化 高校无法只身前行

邵士权认为,高校去行政化是大势所趋,但不能操之过急,须进行完善的制度设计。高校去行政化的目的是使高校更好地实现“学者治学、专家治教”。该校教务处正在尝试改革,向各学院下放教学学术权力,比如将考核学生课程学业成绩的权力交由老师,老师可以根据自己的教学需要自由选择考核学生的方式,学生也可以提出符合实际的考核诉求。

可见,高校去行政化改革,看起来很美,动起来却不容易。它不仅涉及学校管理的调整,还涉及政府管理的调整。现在高等院校的规模都很大,动辄数万学生、数千教师和管理人员,校领导几十位,中层干部一礼堂,学校预算有的高达100多亿元。可以说,每一所高校都是一台庞大的官僚机器,具有天然的等级制治理结构。如果一所学校要进行集约化管理,就必须是高度等级化的,也就是高度行政化的。

“荣休”之后,章先生将告别相关待遇,包括每年10万元的津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章先生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我让出这个头衔,让年轻、新鲜、有朝气的面孔出现”。 他坦言,自己是既得利益者,内心很不安,“目前大学的体制需要改变,比如官本位”。

大学的治理既不同于政府,也不同于企业。大学的校长和二级学院院长们,首先是一个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成员,是它的组织者、管理者、领导者。他们面对的既不是铁板一块的科层化体系,也不能把市场化的绩效考核标准照搬和移植到大学的管理过程中。校长、院长们必须深刻理解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交往方式,懂得如何与师生员工打交道并为之提供服务,这些职能绝非一句“做好师生们的后勤部长”的客套话所能涵盖。

廖小平研究发现,当前中国大学去行政化至少面临六大障碍,即法制障碍、权力障碍、利益障碍、体制障碍、自律障碍、文化障碍,克服了这些障碍就意味着为大学去行政化创造了相应的条件。

其次,是政府管理的秩序维度。目前高校行政化,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管理的问题。政府管理有几个特殊元素:级别管理、编制管理和印章管理。事业单位也是如此。高等院校的级别、编制、印章,遵循的都是政府秩序。如果高等院校没有级别,没有事业编制,也没有相应的印章,那么就很难融入政府秩序。比如,没有行政级别,高等院校就会被政府的财政秩序、规划秩序、政策秩序、文件秩序所排斥。深圳一所没有行政级别的高校,校长虽然贵为院士,却在和政府打交道的时候遇到种种难以融入政府秩序的问题。这说明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从融入政府管理的维度来说是多么困难。

去行政化,在我国遭遇“两难”,即大学必须去行政化才能使大学去官僚化,回归教育学术本质,但在全社会都崇拜行政级别的社会环境里,去行政化又必然降低大学的地位,很多大学领导者和高教研究者担心取消大学行政级别后遭遇“尴尬”和“不便”。目前,在大学的用人、职称评审、分配制度等方面,政府部门对大学的直接干预并无减轻的迹象。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也颇费周折。譬如,教育部门提出了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议题,人社部门和编制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行政级别的机构和编制核定吗?组织部门能够跟进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吗?

与去行政化的观点直接相关的是,舆论一直强调教授治校,这也是去行政化一个重要基础理论认知,对此我不能完全赞同。

去行政化,究竟去什么?要回答这个问题,前提是厘清大学行政化的真正内涵。在不少学者看来,当前中国大学行政化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大学机构的级别化、学术体系的科层化和大学管理者的官僚化。

上世纪90年代,著名华人学者田长霖出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这也是第一次有华人学者出任世界著名大学校长。田长霖在谈到他做校长与教授的区别时,用了一个字表达了这种刻骨铭心的区别:钱。大意是平均下来每天他需要搞到100万美元的捐赠,否则学校就难以为继。

最近,中央部属高校的章程建设已列上日程。去年12月,东南大学等6所高校章程获得教育部核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负责人当时表示,制定高校章程将推进依法办学,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理顺学校内外部发展机制,形成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机制。在章程中,教师和学生的权力被置于学校权力前面。看似很好的章程,实际效果还需在操作过程中检验。

高校不是政府 不能按照行政逻辑管理

这样的尴尬并非仅仅存在于一所高校。4月16日,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章开沅“荣休”。经过三年四度请辞,88岁的历史学家章开沅终于取下了自己头上的“资深教授”桂冠。他也由此成为中国社科界辞去“院士待遇”第一人。在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教授看来,章先生请辞资深教授是一件意义非凡的“自我革命”,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和恪守的学术良知,为学术头衔回归本真开了好头。

邓聿文 来源:中国青年报

去行政化,是否就是去行政管理?在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廖小平看来,任何现代社会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不存在去行政管理的问题。“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不是是否该去掉的问题,而是应如何规范和完善的问题。”廖小平认为,当前大学行政管理不规范和不完善,是大学行政化导致的结果,主要表现为行政管理由工具价值异化为一种目的价值,即为教师、学生和教学、科研服务的价值变成自为自利的价值。

林建华谈去行政化:充分释放院系和老师的潜力

大学去行政化已明确写入政府文件多年却迟迟不见行动。大学去行政化的主体是谁?回答这个前提性问题,即明确谁最有责任、最有能力推进和实现中国大学去行政化的问题。

北大提出在院系一级去行政化改革,再次把大学去行政化的命题摆在了公众面前。

查阅“985工程”高校,笔者发现一个共同点,处在中国高等教育第一梯队的“985工程”高校,党政领导班子一般为13—15人,党政机构在30个左右,机关工作人员400—500名,其中处级干部100多名。

众所周知,任何社会组织都离不开行政管理,大学也不例外。大学去行政化的实质不是取消大学级别和层次,而是改变目前政府与学校之间以及学校内部的各种资源配置方式,让学术权力参与其中,发挥作用。对教授学术水平的评价应以学术同行为主,而不是行政管理部门制定的绩效评价政策。高等教育要深化改革,当大学的办学经费、科研经费主要来源不是政府拨款时,大学的过度行政化甚至官僚化会自然消亡。很明显,民办大学去行政化的呼声就并不高。

在熊丙奇看来,长期以来,“去行政化”改革还是由行政主导,在政府向学校放权层面是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在学校内部放权层面是由学校行政部门来主导的,由他们来主导,可以做到放权吗?会向自己革命吗?所以,“去行政化”就变成口号了。建议由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制定方案,教育行政部门和高校来执行。同时,厘清相应的法律法规,逐步修改与改革相冲突的内容。 (原标题《高校去行政化难在哪》)

此事当然急不得,但空喊太久了,不能再耽搁。同高校在中国崛起中肩负的使命相比,推进高校去行政化宜从快而非从慢。北大应该带好这个头,不能“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教育资源要从“行政权力主导型”配置模式向“教育规律主导型”配置模式转变。

作者单位: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主任

教育部某负责人曾表示,高校行政化管理倾向有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对学校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另外一条是学校内部管理的行政化倾向。如此看来,大学去行政化,党和政府是首要主体,大学自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直接主体。

曹东勃(上海财经大学副教授) 来源:中国青年报

在高校教师看来,行政权力往往代表着实实在在的利益,不仅掌握科研项目、经费分配,还评判教师学术水平的高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缺少制衡,整个学校要按照行政的逻辑来运转,以至于很多人将行政化与学校各职能部门所在的行政楼画等号。

取消行政级别解放了院长

前几年,湖北一所学校的管理学科申请国家级奖项时,学科背景是理工科的教务处相关人士也在成果完成人之列,理由是教务部门也出力不少,听起来令人哭笑不得。有人坦言,如果不加名字这位负责人就把材料卡着不往上报,“同归于尽”还不如退而求其次,“你好我好大家好”。

从世界一流大学的发展历程来看,要实现大学系统的良好运转,需要通过立法来规范大学的发展行为,来明确大学的管理机制和运行机制。政府相关部门依法管理大学,在法律的基础上办大学,才能培养出高质量的人才,研发出创新成果,使大学真正担当起为国家和社会输送急需高质量人才的责任,为建设创新型国家和经济与社会发展服务。

2013年中国人民大学违规招生情况被曝光后,有人主张收回学校的自主招生权,认为腐败是因为高校自主权太多引起的。此前,中国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负责人被爆招生违纪,人民大学也因此暂停自主招生1年。在相关专家看来,出现这个问题的根源不是自主招生,而是学校的管理体制仍然是行政主导。知名教育研究学者熊丙奇直言,该叫停的是权力干涉自主招生,暂停自主招生不如推进教育放权改革。对于自主招生出现的问题,不少人认为是放权给学校惹的祸,但其实这是放权不彻底闹出的问题——在行政放权给学校的同时,必须在大学建立新的治理机制,推进行政权和学术权、教育权分离,制约行政权力干预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最终扩大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权力。

所以,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是有边界的,它可以是官僚化、科层化、等级化的管理,但不能像政府一样行政化。高校不是政府,不能按照政府逻辑管理,政府也不能把高校看成下属机构。显然,高等院校去行政化的核心是政府管理的改革。现在政府开始对高校实施非编制化管理,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具体措施,但还要在行政级别、政治地位等各方面启动去行政化的改革。只有这样,高等院校去行政化的改革才能真正推进。

■冯蕾 刘欢 通讯员 黄伟

尽快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

如此看来,规范和完善的大学行政管理与大学行政化是两个问题。“大学行政化不仅不等于和无益于大学的行政管理,而且严重地影响和妨碍了规范完善和科学高效的行政管理。”廖小平认为,因此,大学去行政化并不是一般地要求去掉大学的行政管理,而是应该去掉大学行政管理的目的价值,规范和完善其工具价值。

然而,韦伯基于他所观察到的世相所提炼出的理性官僚制学说,与其说是对现实的描述,毋宁说是一种对理想的追求。随着信息时代来临,以适应工业社会政府治理为主要目的的理性官僚制却日趋僵化。现代官僚制遭遇了严重的信任危机:繁多而陈旧的规章制度,冗余无趣的文牍体系的生产与扩大再生产,从例行公事到敷衍了事,从证明“你妈是你妈”到证明“你是你”,“理性”的自负和僭越日甚一日,人本的初衷与情怀却不见了踪影。

高校去行政化:老话题该如何迎接新挑战

大学要依据《高等教育法》理顺大学与政府的关系,在政府指导下充分发挥大学自主办学的积极性;依据高等教育法和大学章程理顺大学党委与行政机关的关系,真正落实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主要依据大学章程处理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的关系,实现大学由行政主导,转为行政服务学术发展;靠大学章程规定大学内部制度建设与各机构之间运行的关系,实现科学高效管理,避免大学的行政化。

就招生来说,政府不应固守人为地划分第一批次院校、第二批次院校,应改为以考生综合评价分数划分批次,而不是以学校划分。打破一本、二本招生壁垒,可以让各高校学科在同一起跑线上竞争,这是高校更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打破千校一面的局面。目前政府调配高校的两大重要资源:经费、生源,都是典型的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都是行政化办学的体现。一旦放开,所有学校、学科都会坐不住,高校才有活力。

毋庸讳言,中国近年来在科学、技术、学术研究和文化艺术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然而,跟世界最高水平的差距亦是明显的。世界的竞争是不进则退,进步慢也是退,在这样一个历史发展的关键期,我们需要敢于打破一切阻碍创新及思想和学术进步的枷锁。

综合廖小平等多位专家学者的研究,我们不难发现,去行政化主要有四条路径:一是建立以法治精神为内核的现代大学制度;二是去大学外部行政化与去大学内部行政化同步进行,去大学外部的行政化更为关键;三是取消大学及其管理者的行政级别是大学去行政化的重要前提;四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的合理分野。

美国的大学校长,他们的薪资是多少?何况他们很多学校还是私立性质的,我们呢?我们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大学校长年薪动辄五六千万港币,内地可能吗?

规定一出,拒招本地生“一刀切”的做法引起质疑。时至今日,严家宽仍为当初的决定不后悔。“艺术有一定的地域性,不同的地域,其艺术流派、风格都不尽相同。招聘外省高校毕业的老师,就是为了融合不同的流派和风格。高校艺术教育要上质量、上台阶,就不能搞‘近亲繁殖’。”严家宽是国内著名的重彩写意山水画家,深谙艺术发展规律,此番决定可谓富有远见。

中青报:高校去行政化不是拿掉校长级别那般简单

遗憾的是,当前中国大学体系科层化的现状却是:行政管理体系的科层化明显不够规范,从而导致行政管理的效率低下;而不宜科层化的学术体系却按照科层化的要求科层化和行政化了。目前,给教学科学机构及其人员确定相应行政级别,就是大学学术体系科层化的典型表现。从整个大环境来看,学术权力“参照”行政权力来运行,使得掌握学术权力者不可避免地沾染大量行政权力的官僚习气和做派。

指出这一点,自然是有感而发,目前我们的教育体制,不要说高校,哪怕是中小学,都有行政级别,其领导进入行政序列,按照官员的身份管理。倘若说,在中国目前事事都用行政级别来衡量社会地位的国情下,要完全对学校去行政化不现实,那么,可否可以在保留学校主要领导行政级别的前提下,对学校内设机构比如大学的二级学院的行政领导取消行政级别?

行政化对教育教学的影响其实已渗透到各个方面,呈现出五花八门的现象,“近亲繁殖”就是一个典型。严家宽曾是湖北大学艺术学院院长,2009年在任上的他推行了一项教师招聘的改革——报名者须是省外高校毕业生。在当年就业形势比较严峻的情况下,让很多看到这一规定的武汉地区艺术院校的毕业生很心冷。

大学去行政化的根本,就是要使行政管理确保学术权力的良好运作,监督学术权力的不当偏离,保证教师的教学、科研权力,从而最终保证人才培养的质量,使高等教育适应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

何为科层化?廖小平分析说,其主要特点是遵从层级、专业分工、依章行事、理性决策、权责清晰等,科层组织的最终决策权集中于权力的顶层,从而与分散决策、自发形成、自由竞争形成鲜明对照。然而,如果说大学的行政管理体系需要科层化管理,那大学的学术体系却是与科层化天然对立的,它内在地需要学术自由、学术民主和宽松的教学科研环境。

大学去行政化,话说白一点,就是去行政级别。这个话题是老话题了,估计敢公开反对的没有几个人,因为这个话题存在理论正确性。大学就是大学,怎么也论起做官了?你看美国的大学,英国的大学,哪个有行政级别?当然,还隐含了一个话题,一旦有行政级别,就涉及学校办学自主权的问题,听谁的?

去行政化不是去行政管理

我们当然希望校长、院长们全身心投入学校管理工作,但机械地隔绝这些管理者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系,以专业化、专职化的倒逼来形成一种“去行政化”的效果,很可能事与愿违。打个比方,像清华大学副校长施一公院士这样在学科领域有深厚造诣的专家,如果仅因其担任学校领导职务,就硬性要求其减少科研方面的精力投入,恐怕受损的不只是个人,还有学校、社会和国家。如果大学的治理结构中,有更多的施一公在更广层面更深度地介入学校管理工作,反而可能更有助于真正实现“去行政化”的目的。值得努力追求的一种理想状态,应当是学者参与并改造了行政,而非行政扭曲和反噬了学者。

高校想实现取消行政级别,需要事业单位整体改革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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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非反对高校去行政化、去官僚化,我只是想提醒,高校无法先行,因为做不到。

高校在这方面理应积极有为。因为高校对促进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思想和学术进步显而易见,它不仅能够出产品,还通过育人将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植根于学生心里,后者对民族的未来尤其紧要。而目前的高校行政化对创新是一重要阻碍。

对高校乃至整个学校体系的行政化,社会诟病已久,其危害也很明显。中央对此也早有部署。但之所以此事迟迟推进不下去,除了社会愈加严重的行政化趋势,如动辄将行政级别作为对个人奖赏这个关键因素外,也是因为它与个人的利益牵涉太大,谁都不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者”。但若说过去可以对这个事挡一挡,停一停,现在应该拿出壮士断腕的勇气,将它推进下去。

如果校长、处长、主任、科长也取消行政级别,就需要在学校人事和待遇管理方面有具体配套措施。研究员、教授按照职称来管理,区分研究岗位和教学岗位。学校行政职员按照行政岗位来管理。如果一个人兼任行政岗位和科研教学岗位,就按照双岗位来管理。这样,就从学校管理的角度实现了去行政化。

大学,是知识分子高度集聚的地方。知识的生产遵循的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求真原则和学术自由的基本逻辑,这是一种旨在催生创造活力的扁平化的结构。它与异化了的官僚制度下那种层层请示汇报、无人敢于担当的官场逻辑,是尖锐对立的;与那种金字塔式壁垒森严的科层等级也是格格不入的。

赋予大学校长行政级别,只是社会治理体系的一个环节,取消这个局部体系的级别几乎不可能。原因很简单,它涉及几乎所有社会管理与服务部门的调整。比如,财政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单列一个公务报销体系?劳动人事部门是否还需要给高校一个完全不同的薪酬体系?

对“理性”一往情深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认为,相对于前现代社会中司空见惯的拍脑袋决策,官僚制意味着理性和效率,上下级之间有绝对的支配与服从关系,按规章制度办事,不掺杂人情等因素,是一种更具现代性的制度安排。官僚制让人们从封建依附关系中解脱出来,“不看人办事”,而按照固定的、非人格化的契约和规则行事——这既是现代市场体制的规则,也是现代官僚制的原则。

当然,这些改革能否立即去行政化,大家还是持保留意见。因为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改革,涉及多个秩序的维度。

大学的去行政化关键不是取消大学校长的行政级别,而是要改变目前大学内部按照政府机构设置的管理部门,避免大学成为政府的下级机构,要在大学内部按照教学和科研的本质规律设置相应的服务部门;大学的去行政化还体现在教师自身的观念上,教授不要自觉或不自觉地去与处长、科长工资待遇或社会地位挂钩。

这就是中国特色,也是中国社会治理的基本体系特点。各种隐性、显性福利待遇都与这种级别密切挂钩,没有了行政级别,就没有了各种福利待遇。比如,部级医疗待遇和局级就有明显的区别,局级则和处级也不同,退休后工资也因级别不同而不同,林林总总涉及很多方面。在这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里,大学只是很渺小的一部分。

第一个是学校管理的秩序维度。改变这个维度是比较容易的。取消院长、系主任的行政级别,只要发个文,职位不改就可以实施。院长、系主任一般都是教授,教授待遇本身就高于正处级、正科级官员。一些外国学者现在也在中国的大学当院长,他们根本不纳入行政级别管理体系。其实,中国人民大学很早就取消了教研室主任的行政级别,如今各学院下面的系主任也没有级别。很多干过院长、系主任的教授,一旦没有了行政职务,其行政级别也就取消了。但是,这样的改革没有彻底改变高度行政化的局面。

日前,北京大学校长林建华表示,北大将尝试取消院系领导的行政级别,并采用聘用方式。这番言论掀起了新的一阵高校“去行政化”的讨论。很多人认为,公立高校上至校长下到院系主任都有行政级别,是大学行政化的表现。但是,教育界也有一种代表性的观点:取消行政级别不能解决行政化问题;校长、院长有了行政级别,才能与教育管理部门的官员“平等”对话。争议之外的共识是:行政化严重制约高等教育发展,打击了教师的科研积极性,影响科研创新的全局。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高校去行政化之路,任重而道远。

高等院校去行政化改革,是大家的共识,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目标。今年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曾表示,国家将逐步收回事业单位的编制,高等院校不再纳入编制管理。这显然是很重要的去行政化举措。

英国高校管理体制更为明显,有一个名义上的校长,但同时有一个执行校长,名义上的校长更像一个招牌,执行校长才是真正的校长,其原因就是强调校长首先需要有经营管理能力,而不是学术能力。因此,校长首先是一个管理人才,是教授中的优秀管理人才,而不能只是懂得治学的教授。

毛寿龙 来源:中国青年报

北大具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传统,但在过去的数十年,它亦浸染了官僚化、行政化。假如北大这回能够痛下决心,先从取消院系领导行政级别开始,以北大在中国的地位、分量及影响力,将有助于高校的去行政化。

大学去行政化不是去掉行政管理

大学的去行政化不能简单地与国外类比。中国的大学是在靠政府主导和提供主要资源的条件下逐步发展的,而国外的大学是在经费自筹的基础上不断自主发展的。中国大学行政化色彩越来越浓的原因在于政府对经费分配和人事任命的掌控,为了防止和减少大学的腐败现象,政府通过层层上收审批权限使监管越来越严,不能把政府加强监管等同于行政化。

大学、中学、小学、企业……连社会团体也有行政级别,部级,副部级,正局级,处级,科级,几乎覆盖整个系统,纷繁复杂。

行政管理是现代社会一个不可缺少的常量,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并不因公众的好恶而有所改变。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我们一边不假思索地指责“行政化”,一边又高举双手赞同各种诸如要在寒暑假延长学校各类行政部门工作时间的改革举措,而我们自己的寒暑假时长是不容有丝毫减损的。可见,我们并不拒斥服务意义上的行政管理,甚至非常需要它。我们所厌恶的“行政化”,其实主要指官僚化。

可是,我想反问一句:中国的大学为什么会有行政级别?难道只有大学有行政级别,其他就没有了吗?

任何一个社会组织都存在行政管理,在国有企业、科研院所、医院等事业单位都有行政级别而去行政化讨论并不热烈的时候,社会广泛关注大学的去行政化,说明两个问题:一个可能是大学的行政化比其他行业更严重;二是大学的学术气氛更浓,容不得行政过度干预,学校系统反抗更强烈。

这说明高等院校要去行政化,关键是实现让专业秩序占主导、行政秩序处于服务的地位。这不仅仅是去行政级别能够推动的,关键是要实施教授治校,如果做到了教授治校,高等院校就能真正做到去行政化。

高校是一台庞大的官僚机器,但高校也是教学科研机构。官僚机器需要行政管理秩序,教学和科研则需要专业的教学和科研秩序。高等院校去行政化,不是要彻底摧毁官僚机器,否则高等院校就会彻底失序,而是要避免官僚秩序主导教学和科研的专业秩序。

陈志文(中国教育在线总编辑)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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